简析闽浙赣根据地的金融发展

黄英明 潘孝洲

［内容提要］  方志敏为满足群众废除旧金融体系的需求和革命的需要，创造性的建立起以银行为主体，通过发行纸币、股票、公债等措施的金融体系，虽然相比现在较为粗糙，但它很好的完成了稳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筹集战争经费、平衡苏维埃政府收支，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得到苏区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方志敏  金融  股票  红票  债券

方志敏在领导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保障了红军的给养，支持了革命战争，改善了人民生活。新型的金融事业是苏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苏区金融产生原因

1、群众废除旧金融的迫切需求

20世纪初，地主、豪绅、封建官吏统治着农村，土地高度集中、沉重的地租剥削、吃人的高利贷、苛捐杂税盘剥、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这些因素交织一起，农民苦不堪言。而土地和高利贷则是广大贫苦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7年，方志敏等领导的横峰年关暴动主要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平债分田，建立工农政府”，弋横暴动纲领中提出“平债均分土地”，初创的弋横革命根据地就颁布了《土地分配法》和《平债法》。根据地到了比较稳定的时候，如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施政大纲明确规定；“销毁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严禁高利贷，组织农业银行及信用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也强调：“取消过去一切口头的或书面的封建的奴役及高利贷契约”。

    从上面的口号和政策可以看出，方志敏领导的革命斗争从开始就注重废除高利贷，这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摧毁旧社会金融制度的主要措施，它和土地分配政策都是吸引劳苦群众来参加革命的重要因素。

方志敏出生在农村，深切感受到农民深受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盘剥的痛苦。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描写道：一般农民群众，因为自己没有土地，哪怕是怎样勤劳节俭，终竟不够生活，于是不得不向有钱人借债了。债的利率起码是周年二分，周年三分五分的利率也比比皆是—如放干租，放青苗债，放新谷，放十个铜板一月的利等。最重的利，要算是“加一老利”，即是借洋一元，每月要利金一角，在年头借一元，到年终要还本和利大洋二元二角。放“加一老利”的，在九区只有一家，即漆工镇的邵鼎丰。他幼时也是个穷光蛋，到三十九岁时，因放“加一老利”的债发了财，不到十年的时光，居然成了拥资十万的大富翁。方志敏自己家中因为他读书用钱，连本带利，就变成700元的巨额债款了，他“亲尝着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因此，废除高利贷成为方志敏领导革命斗争的有效手段和重要目的。

2、苏区发展壮大的需要

早期，废除高利贷等主要是对旧金融进行破坏，随着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发展，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在1930年11月以前，东北苏维埃的财政尚称富裕。因为苏区的不断发展，捕捉豪绅地主筹款很多；红军又时常获得胜利，攻占了好几个城市，得款颇多，所以在那时候各种工作人员能按月发给生活费”，可见，早期根据地的经济来源主要通过红军部队打土豪筹款和缴获敌人的重要物资来解决。“自白军第一次围攻，新苏区相继失败，收入骤减，1930年11月、12月至1931年1、2、3月收入总数不过七万五千余元，支出虽实行减少，但每月支出仍需七万至八万……红十军自闽北归来后，没有筹到多少款项，新区又没有打的发展，收入总是不敷支出”随着敌人的进攻，苏区有所萎缩， 但总体上是扩大了，财政支出越来越多， 而附近土豪被打得越来越少，况且敌人加紧封锁，战争筹款也不是很理想，苏区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日渐困难。解决这个问题，仅仅依靠削减开支等节流措施是不够的，只能从军事上取得较大胜利和苏区进行大发展两方面着手，而军事的胜利只是治标，解燃眉之急可以，根本上还是要发展苏区经济。

1931年11月《赣东北省委关于苏维埃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过去财政的来源是靠红军去打仗，没收反动派财产及捕捉土豪筹款，现在转变到以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及整顿税收发掘财源并极力节省开支，自然没收反动派财产也是财政收入的部分。10月份财政收入，已经表现出由没收财产为主要收入转入以税收为主要收入趋势。”面对严峻局势，根据地开始转变政策，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发展经济的措施，农业、工业、商业都有了飞速的发展，逐渐扭转财政困难问题，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建立完善苏区的金融体系是苏区经济发展的趋势。

二、苏区金融体系的建立及作用

1、银行的建立

     苏区的金融以废除高利贷这一具体措施始，是破旧，但真正建立起自身的金融体系，立新是从银行开始的。

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在《施政大纲》中规定：“销毁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宣布一切高利贷借约、当约概为无效。”同时制定“组织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储贷”的政策。在方志敏“银行会起很大作用，我们一定要办好”的思想指导下，1930年10月16日，在弋阳芳家墩创办了第一家农民群众自己的银行—“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它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活跃商贸市场，支持革命战争，改善群众生活。承担募集资金、发行货币、组织储贷、管理金融等职责和职能，是苏区的金融核心，职能和现在的中央银行相似，代表苏区制定并执行金融政策，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同时也具备现在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功能。

 1931年11月银行迁往葛源并改名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由财政部长张其德兼任行长，欧阳奂为经理，配了会计、出纳、总务、杂务及工作人员约20人，调整充实了银行机构。为了严格金融管理及方便群众，在葛源、德兴、贵溪、上饶等县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设置了兑换所。1932年12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也随着改称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原葛源、上饶、德兴、贵溪兑换所一律改称分行，不但进行兑换，还办理储蓄和发放贷款。以吸纳群众存款，办理短期小额贷款为主要业务的信用合作社，更是遍布苏区各县、各区。由省行、分行、兑换处、信用社组成的比较健全的金融组织体系稳定繁荣发展，1933年下半年，根据省苏和方志敏指示，将财政部的金库由省苏银行直接管理，各机关、企业积累的资金也就等于存入银行金库，苏区的金融管理更加统一，银行在苏区经济建设中发挥显著作用，直至1935年省苏银行撤销并入财政部。

苏维埃银行建立后，立即禁止一切民间的高利贷活动，农民有困难可以到苏维埃银行贷款，这种贷款由政府担保，无需抵押，利率低（1.5%）。苏区银行有计划、有限期、有保证、有规定用途地发放农业、工业和手工业贷款，每年发放的农业贷款1万余元，工业贷款达2.5万余元，有力地支持了工农业生产，从根本上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高利贷剥削，有力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如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所指出“苏维埃银行在发展苏区生产的调节金融，帮助政府解决某时期的财政困难，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开办银行是苏区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稳定了苏区金融，保障经济的发展、改善苏区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

2、红票发行

     银行开办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货币发行。当时苏区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元、银毫、铜板，五花八门。“1928年市场上用的是铜元、银元和少量的银毫子，……以前红军发饷就是发银元，发金戒子，发衣服。”同时，国民党四大银行和各地商会、私人银行的票币充塞市场，造成通货膨胀，金融流通领域十分紊乱。为改变这种局面，银行创立时，赣东北省委就明确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

“成立了苏维埃银行，已发行的钞票3万元，钞票在群众中的信仰还好。”当时，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成立后就发行了纸币3万元，初版印刷的苏区货币有一元、伍角、二角、一角四种，还同时印制了面值五十元和一百元两种兑换券。到赣东北银行时，重新印制和发行纸币，增加伍元的币种。闽浙赣省苏银行印制和发行的面值主要是伍元、一元、一角三种，伍元的印发不久后收回烧毁，针对当时辅币铜元流通不足，又印制了“铜元十枚”纸币，以代替硬币铜元辅币的不足。

苏区内不禁止金银流通，银元，铜板在纸币成为流通主要货币后，银元几乎停止流通，铜元作为辅币流通，因数量不足，也用“铜元十枚”纸币替代。纸币在苏区人民中信誉一直很高，方志敏对纸币的发行工作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项严肃的财经工作，要求有“充分的准备”，“要讲信用”。纸币支付不准有折扣，可以在苏区内兑换白银，兑换比值基本保持在1:1的比例。纸币上印有“本行钞票，现银一律，准备基金，十分充足，工农士兵，携带方便，县苏区苏，都可兑现，买卖完税，毋须折扣”。

由于有正确的政策，有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有雄厚的资金基础，省苏财政部放在银行充当兑换准备金的资金就有20万元，因此苏维埃银行发行的纸币币值稳定，当时的一元苏币可买到2斗8升大米或8斤猪肉，购买力相当于现洋。群众非常满意，纷纷用现洋兑换使用方便的苏币。苏币在白区也享有较高的信誉，白区商人和群众可持苏币或兑换券到苏区优先购买紧俏商品，因而吸引了大批商人踊跃到苏区从事贸易活动。

整个闽浙赣时期，共发行一元券红票70万张，一角券80万张，铜元拾枚钞票20多万张，总计钞票面额在100万元左右。

3、股票、债券的发行

     发行银行股票，吸收社会游资，壮大银行资金是方志敏在苏区银行建设工作中的一个创造性举措。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建立时就通过在民间招股筹集资金，省苏银行时专门设立了招股委员会，开始发行股票，面值一元，抬头印有“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中间印有“壹圆股票”几个醒目的黑体字，并加盖银行的红色印章，在印章两旁印有“本银行股息周年六厘计算，每年年终结账，营业盈余除开支费及股息外，所有纯净红利照股分派，次年一月凭票领取”等文字，这是全国苏区发行的第一只股票。股票一般采取采取群众集股的方式在各县乡认购，股票每股1元，股息按周年6厘计算，年终结帐，凭股票领取股息。

在苏区财源减少，财政赤字增加，金库积累下降的情况下，保障银行基金稳定主要依靠发行股票，方志敏在1933年《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号召：“全省群众应该踊跃来银行入股，向银行存款扩充银行基金”，同年制定的9、10、11月3个月增加银行股金10万元的计划受到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经过战争动员和经济动员，苏区掀起节省开支、认购股票的高潮。各个党支部在全省党支部联席大会上当场承诺推销4万元的任务、省政治保卫局原计划购买200元，实际完成900元，省兵工厂认购6、7千元。如果说党政机关的认购有政治、经济任务性质，而群众的认购完全是自愿的，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对党和政府的支持。

有工人一个人就购买40元，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这是一大笔钱，还有些群众无现钱就用谷子认购，每二十公斤谷子折算为一股。红色股票是无记名的，采用无记名的方式是为了在战争年代从政治上保护股票持有者的一种手段，这同时也成为白区扩股工作的前提，认股的主要是一些中间立场的富裕农民和小商小贩，甚至少数地主、富农秘密托人认股，将之作为政治上的红色保险票而保存起来，作为拥护苏维埃政府、拥护红军的标志。据当时《红色中华》的《闽浙赣的经济建设》中提到：“银行股票，1933年3个月内，群众节省经济集股的计十几万元，有每家三十股到五十股者，省苏维埃政府出钱集股十万元。”

除了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贮粮合作社都实行股份制，针对的是根据地私营商业走私漏税、投机倒把现象，也是对敌人加紧封锁、市场萎缩不振的有效应对。合作社是工农群众自愿集资投资而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以消费合作社为例，雇农、贫农、中农自愿筹集资金，一元一股，最多不超过十股，凭证可到消费合作社购买物品，年底分红利。这种有组织的商品流通，不仅打击奸商的中间盘剥，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还有红利，受到群众的欢迎，苏区50%的人口都加入消费合作社。

债券的发行主要是为了粉碎第五次反围剿，定额10万元，实际上超额认购4万元，达到14万元。1934年7月1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颁布《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决战公债条例》，这些公债百分之八十用于作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经费，百分之十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百分之十用于救济避匪的革命群众，利率定为周年一分，本息于1935年7月偿还。苏区人民热烈响应“节衣缩食，支援战费”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党和政府，很多工人拿出三个月的工资来购买公债，红军战士纷纷写信回家要家里卖谷送钱来买公债，最终超额完成任务。

闽浙赣苏区以银行为主体，通过发行纸币、股票、公债等措施构建起的金融体系虽然比较简单，但它很好的完成了稳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筹集战争经费、平衡苏维埃政府收支，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得到苏区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结论

闽浙赣苏区的金融存在时间不长，随着根据地的陷落而失败，但它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的，表明了我党有能力领导和发展金融事业，也为以后金融事业的发展留下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

1、要有创造精神。方志敏在无现成经验、无统一政策的情况下，立足闽浙赣苏区创造性地战胜了苏区经济困难，他的很多做法都是开创性的，是创新精神的产物。如方志敏当年指出的：“解决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解决经过八九年战争的财政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人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我们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需要这种精神。

2、要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苏区金融体系服务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服务于群众，让群众摆脱高利贷是苏区金融产生的重要原因，无论金融机构还是服务都是以一切为了群众为出发点的，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目的。因此，也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如此成就。毛泽东同志肯定了闽浙赣苏区的工作，“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对我们解决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借鉴意义。

3、要有信用，讲诚信。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迅速与诚实守信分不开的，苏区苏维埃政府的背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苏区金融体系建立之初就定下有充分准备，讲信用的基调，所以银行的一些业务甚至发展到白区，企业主和小商人也愿意来苏区进行贸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立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亦是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在金融市场的道路上，诚信至关重要，中国要与世界竞争，诚实守信就是首要王牌，建设信用体系成为必然，苏区精神值得学习。